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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历史的错位  

2018-03-20 17:19:29|  分类: 他山之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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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历史的错位

王增奎

人们常说,文史不分家”,而且历史越久远,二者的交叉部分越多,甚至合二为一。《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不仅是古典文学中的一部精品,而且还广泛地记载了那个时代的民风、民俗及各阶层人士的生活状况等珍贵史料;《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以记述春秋战国前后的历史事件为主,但谁又能否认那一篇篇短小精悍、极富内涵的文章所蕴含的高超的文学性、艺术性呢;至于司马迁的《史记》,更是历史与文学珠联璧合的典范之作。

然而,文学的特质决定它必须从历史中分离出来,走自己独特的路。文学决不等同于历史,面对同一题材,二者之间常常会出现一定的错位,有时甚至还会形成十分强烈的反差。像《三国志》与《三国演义》,《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与《隋唐演义》等,这些史书与文学作品面对同一人物、同一事件却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感情及审美方式,尤其在一些细节的选择上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要理解荷兰人的绘画”,“必须追问他们的历史”。审视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我们也决不能忽视对作品所反映的那个时代历史的研究。适当地将文学作品与历史事实交叉比较,我们清楚地发现,在璀璨夺目的古代艺术长廊中,绝大多数作品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但也有不少作品歪曲了历史事实,背叛了生活真实,这些作品早已淹没在无尽的时光中。

晚明人昊从先曾在《小窗自纪》中写道:“李太白酒圣,蔡文姬书仙,里之一时,绝妙佳偶。”作者把不同时代的古人重新配偶,这无疑只是一种戏说,一种近似荒唐的片言断语,实不足怪。而同属明代的程羽文的《鸳鸯碟》则是一篇以游戏笔墨创作的“乱点鸳鸯谱”的小品奇作。程氏按照自己的婚姻观,把历史上那些曾经历不幸婚姻折磨的才子佳人、英雄美人重新加以配对,结成最佳组合。他用自制的红线把一些历史名人成双结对地绑在一起。王昭君为了和亲,独身异域,凄情婉调,青家难埋;苏武独持汉节,北海牧羊,吞毛啮雪,气节高尚。二人均为“海外赤子”,宜结夫妻。史学家班昭与经学家郑玄,虽同处东汉,但班昭年长郑玄百岁有余;为让他们以“六经为应厨,百家为异撰”,也宜成双配对,结为可切磋学术的“模范夫妻”。唐朝女皇武则天与三国魏武帝曹操的组合,则是程羽文所拉扯成的级别最高、名气最大的一对配偶。诸如此类,《鸳鸯膝》中还有许多。可见,这本“鸳鸯赚”是在对历史人物进行随心所欲的组接。

公允而论,《鸳鸯赚》这部小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观念,它或许是古人为渴望得到婚姻自主权而进行的一次最为琳滴尽致、胆大包天的呐喊。然而,由于它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均名望显赫,因此虽精心策划,巧妙构设,却依然令人难以苟同,乃至有人拘于历史真实,斥责作者荒谬无知。其实对这样一篇游戏小品,大可不必过于认真,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罢了。

放下《鸳鸯碟》之后,我们却突然想起流传我国民间、国人有口皆碑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最新的史料表明,这部民间文学中的杰作,虽传诵百年,亦不过是“乱点鸳鸯谱”。据考证,历史上梁山伯与祝英台所处的时代相差1000余年。祝英台,南北朝一位侠女,劫富济贫,专杀贪官污吏;盗银于马太守府宅,误中太守之子马文才的埋伏,不幸丧生乱刀之下。百姓仰之,安葬她并立碑纪念,因年深日久,坟墓和石碑沉人地下。梁山伯,明朝江宁府娜县县官,清正廉洁、秉公办案,百姓誉之“赛包公”、“梁青天”。他中年丧妻,膝下无儿,却至死不再续弦,视鄞县百姓为自己的子民。待其天年,人们挖墓葬他时,却在墓底发现了祝英台的碑文。拆毁侠女坟墓于心难忍,重择山伯墓基又觉不妥,这一千载难逢的巧合,使人们决定把梁祝二人结为黄泉夫妻。镌石时分别用墨漆和红漆写上二人的姓名,以志永久的纪念。

有关梁祝的故事,何时演变成如今通行的样子,不得而知。与梁山伯、祝英台在历史上所留下的真迹相比,如今盛行不衰的“梁祝”故事,实际上已对历史事实进行了违反常理的组合,是对历史真实的一次较大的借越。然而,它把中国古典文学世代相袭的“才子佳人”题材推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即“生时难团圆,死后比翼飞”,体现了违抗“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反封建主题。这个凄凉优美、令人迷醉的爱情故事,蕴含了创作群体和欣赏群体共同关注的东西;或者说创作者诉诸其中的情感取向与价值判断同欣赏者不谋而合,激起了欣赏者强烈的审美共鸣。因此,这个动人的故事几乎妇孺皆知。而有关梁山伯与祝英台原型的历史事实,倒是知者甚寡,令人怀疑。在此,历史的记载不得不屈服于文学巨大的创造力,甚至不得不把自己应占据的空间让位给艺术舞台。

如果说“梁祝”故事对历史的大胆组接以及丰富想象表达了人们的一种善良愿望,那么,民间流行的有关陈世美的故事却几乎使我们瞪目结舌。

“陈世美”故事所代表的一类弃妇题材,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它虽然未能摆脱此类传统题材所固有的一些俗套,但却通过陈世美的形象把“男女不等、贫宫不均”的社会阴暗面揭示得淋漓尽致。“陈世美”几乎成了负心男子的代名词。可历史上陈世美却是个大公无私的人。据考证:陈世美祖籍湖北均州,字年谷,生于明末崇祯年间。清顺治八年陈世美赴京考进士,因家贫受几位同乡学子资助,结果陈世美金榜题名,其余同乡学子名落孙山。陈世美后来做了七品知县,又升任陕西学道,专为朝廷选拔人才;曾资助过他的同乡不远千里寻他而来,想谋个一官半职,不料他“知恩不报”,一口回绝。后来,陈世美因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被康熙皇帝提拔为贵州按察史兼布政司参政,是既搞监察又理财政的三品大员,几位同乡又来贵州要求提携,陈世美依旧不肯徇私舞弊。几位同乡因屡遭拒绝,气恨之余编写了“陈世美”故事,把陈世美“塑造”为一个嫌贫爱富、见异思迁、忘恩负义、道德败坏的家伙。

显然,“陈世美”故事的最早编者,是怀着极不高尚的意图来创作这部作品的,他们所讲述的内容无疑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歪曲。他们借助公众对“忘恩负义”、“嫌贫爱富”普遍愤恨的心理,巧妙地将自己的私怨同广大欣赏者的共同愤怒融合在一起。如此一来,创作者狭隘的个人企图被掩盖得天衣无缝,而作品中所反映的是非善恶则完全由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心态所决定。他们唤起欣赏者的审美激情,从而造成强烈的审美共鸣,但更重要的是,个人企图已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实现。陈世美因此背上千古骂名,遭受奇耻大辱。诽谤中伤,诬人清白,这要发生在当代文学家笔下,势必诉诸法律,请求公正裁决。可是几百年前的陈世美面对诬陷、诽谤却几乎无计可施,只好任其蔓延。这对于陈世美而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历史而言,是极其不幸、十分遗憾的;但是对于广大读者《包括观众、听众》而言,对于祖国的民间文学而言,却又是值得庆幸的。“陈世美”故事得到人们的认可甚至好评,它的成功却是建立在陈世美的痛苦之上的,是以诽谤、败坏他人名声为代价的。这样的艺术特例,或许在整个文学史上都绝无仅有。

走出“梁祝”故事及“陈世美”故事所创造的艺术氛围,我们徜徉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时而困惑,时而清醒。文学与历史有时相互纠缠得难解难分,有时却又排斥得水火不容。把文学作品与历史交叉阅读,既读它们重合的部分,又读它们之间的“错位”,通常可以使文与史相得益彰。艺术地看待历史,历史地分析艺术,把握文的秀美,体味史的悲壮,这也许是每一位治文治史的学者所应采取的最佳态度吧。

责任编辑: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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